如，第一，未规定提问的原则。
一般而言，不断编织关系网的个人或社群都是秩序的建构者，同时也是一旦有机会就破坏规则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但是，中国式的相对概念不是基于或有或无的逻辑，而是处于或多或少的状态，因而不仅没有加强法律的确定性，反倒使得法律的运用更加灵机应变，甚至通过极其流动化的修辞和调整导致投机心理的蔓延以及对正义进行判断的终结[10]。
首先应该形成理想的对话状况，明确程序公正的条件，确立规则选择的标准。不言而喻，议论的法社会学还将把这样一种具有全球性、网络性、风险性以及大众性的崭新的社会时空结构作为经验科学研究和数据实证分析的对象，并在秩序与混沌的边缘探讨法治模式创新的可能性。在哈贝马斯止步的地方，仍可进一步追究：程序正义的最本质特征是不容许双重标准，在双轨的议论和交涉过程中能否实现规则的统一？怎样才能避免社会化的私人自主与政治化的公共自主之间发生分歧甚至对峙？在平面化的相互主观性沟通活动中，虽然程序规则和议论规则能够防止所谓双重不确定性问题的出现，但为达成共识而促进反复议论的理想条件却面临时间压力以及无法作出决定的压力，应该如何克服这类困难[36]？这些问题正是议论的法社会学所必须面对和进一步寻求答案的。但关于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还是应该与法律解释学形成某种相辅相成(以加强规范的功能实效)，或者相反相成(以加强制度的反思理性)的关系[3]。与中国的对称化修辞方式不同，法教义学或者实证主义法学采取对立化修辞方式，目的很清楚，即：通过二元论的一系列概念的严格区分和不同的应对举措来彰显法律的形式性，并强调严格遵循形式要件，以此防止规范应用中的摇摆和扭曲，从而为权利体系以及法治秩序奠定制度设计的基础[11]。
另外，很多法学研究者都注意到日本医疗事故诉讼史上最著名的判例东京大学附属医院腰椎穿刺案件，最高法院判决中关于因果关系的理由说明特别具有深远影响，被专业论著广泛引用。这些作为撤销合同理由的事实不妨称作抗辩清单。与此同时还应确保这些议论属于论证性对话的范畴，而不是某种情绪化的倾向舆论。
议论的法社会学在方法论上的主要特征是跳出法律与社会的二元论窠臼，把社会理解为法律运作的场域，把法律理解为社会生活的编码，从而扬弃以法律/社会的分离格局为前提的法律工具主义观点。在这里，议论的法社会学与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能找到很多共鸣之处。第三、另一个限制条件是这种政治理论或者原则必须首尾连贯，适用于该法官处理的所有案件，而不能左右摇摆、自相矛盾[39]。科学的进步大部分是实验的成果。
有心的读者或许从上面的阐述内容中已经关注到了作为中介的法社会学定位。在传统的形式性要求之外，他还提出了著名的整合性学说，对法律的推理和解释设定了三个限制条件：第一、推理和判断必须与法律规范体系的整体相吻合。
美国法社会学界始终重视经验科学以及结构-功能分析法，但从1980年代开始也把注意力转向价值涵义以及相应的沟通行为，逐步形成了所谓安赫斯特学派。这些作为撤销合同理由的事实不妨称作抗辩清单。因为规则在形式上的正当化会导致某种刚性需求，而公序良俗、诚实信用等原则在形式上的正当化则会导致一些弹性需求。后来批判法学继承了这条思路但却将之推到极端，彻底否定法律议论的确定性、客观性、中立性、公正性，把认定事实和判断权利的作业都还原为法律之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13]。
稍微深入思考一下就可以领悟这样的道理：几乎所有法律概念，几乎所有的权利认定和保障，如果离开了关于不能适用规范的例外事由或者可以削弱规范的消极事由的清单，都无法进行充分的说明。站在议论的法社会学这一立场上，可以推断出这样的结论：法律议论既然无法杜绝政策问题，那就应该从场域的建构开始，为政策性讨论确立必要的游戏规则，并加强科学论证的环节。实际上，法律的科学化成为19世纪后期以来的全球大趋势，关于法律的社会科学以及法社会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法教义学之类的学说和解释技术以及相关的所有努力，从本质上来看，都是要在丧失了客观标准的大变动时代，重新确立起一种伦理的绝对标准，只不过在这里人们把法律规范本身当做一种形而上学的绝对标准罢了。
因此，某种判决是否对自己有利、有利程度的大小以及价值顺位等判断都会因人而异，难以进行外在的客观衡量，法律的可预测性、确定性也很难真正实现。概括起来说，如果抗辩的空间较窄，则证明的义务负担也较小。
哈特和托尔敏的理论焦点实际上是聚集在法律作为一种语言样式而发挥功能的基本机制之上与此同时，能够兼做实用法学跨部门、跨学科、跨国界交流平台的重新定位也有利于广义的法社会学本身的发展、壮大以及进入法学主流。
显而易见，这种权利抗辩清单对于分配举证责任的制度安排也具有重要意义[30]。在相关论述中，他把法律实证主义传统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精神通过并列、交错和冲突最后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以语言博弈为特征的法学新境界，通过语义分析方法建立起另一种自我完结的法律规则体系。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通过议论反复寻找权利共识的动态。这种正当化过程才是法律秩序的生命力源泉，也是规范确定性的关键所在。然而后期哈贝马斯主张只有法言法语才能成为生活世界与系统以及各个子系统之间的普遍性沟通媒体从而发挥整合功能。实际上，哈贝马斯在价值与事实之间构建的商谈理论与议论的法社会学的宗旨非常接近，只是前者更侧重社会的理性—德性沟通过程、后者更强调法律的内部—外部沟通过程而已。
其典型表述就是孟德斯鸠描绘的法官理想图像：机械地照本宣科，而绝不对法律内容进行任何修正[7]。后者的标准是只要能达到普通人能对真实性确信无疑的程度，就必须而且足以做出判定[22]。
这正是托尔敏(Stephen Toulmin)对议论结构的分析以及所提倡的优化求证法(good reasons approach)为什么引起我们重视的主要原因。因此，在纵横交错的网络里，始终存在着各种各样活泼的沟通行为和复杂的互动关系，也存在一个就解决问题的方案进行讨价还价的意见市场，使得法律规范的贯彻被阻碍、被扭曲。
这里所说的法社会学的中介作用显然更接近缪勒的概念理解，与《尹文子》把综核名实、进行黑白分明的判断作为法律精髓的思路也有相通之处。……有人认为，现代社会之所以为解决其问题而苦恼，与法院对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实验持限制的态度有关。
实际上，即便审判机构非常重视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证明，也会存在所谓科学鉴定的两难困境[23]，即由于法官不可能具有足够的科技专业知识，必须对涉及科技的案件争议点另行进行科学鉴定。当然，在社会体制转型期法律的形式性要求势必遭遇严峻的挑战，立法质量问题也会妨碍法教义学态度的形成以及法律解释学技术的有效运用。在一定条件下，个人可能创造出自己主宰的场域，把志趣相投者凝聚在一起，形成和扩大一时一地的倾向舆论。三作为技艺的法学与议论的形态 既然法律的适用以及法学不可能完全克服不确定性和主观性，那就不得不以不这样的现实为前提来定位法律和法学。
在成文法系国家，所采取的方式是特别强调法官严格遵循条文规定的内容，以防止审理案件中的主观任意。另外，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如果存在大量的社会交换，势必导致规范秩序中频现混沌。
因此，法律决定不得不立足于不确定性。另外，在主观与主观相碰撞的话语空间中，法律解释共同体内部分享的理念、语法、修辞、逻辑以及实践理性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构成客观的判断标准，促进规范文本的确定化[33]。
这样重新定位后的程序-沟通-权利共识指向的法律社会科学研究，对克服国家规范体系碎片化、各部门法相互间缺乏沟通渠道、新的中世纪[6]在全球规模再现等各种各样的割据局面理当有所贡献。在民事诉讼领域，涉及医疗责任、环境保护、建筑标准、知识产权等前沿问题的科学审判以及针对社会风险的预防性科学诉讼也日益增多。
作者认为今后中国的问题导向跨学科研究应该聚焦法律议论，特别是法的社会科学研究要把重点从结构、功能转移到价值涵义，以便真正深入到规范的领域进行实证分析，与此同时切实加强与法解释学以及法律实务部门之间的对话。美国法社会学界始终重视经验科学以及结构-功能分析法，但从1980年代开始也把注意力转向价值涵义以及相应的沟通行为，逐步形成了所谓安赫斯特学派。任何一个法官都知道，在处理案件时必须始终面对当事人双方的一系列不同权利主张及其论证。在此背景下，关于法律与社会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及具体秩序的问题导向跨学科研究才有了广泛的用武之地。
也就是说，合法性以及一般的法律规范理论乃有益于法律家的学术尺度。在这里，日本最高法院明确指出：与自然科学上的证明绝不容许任何疑义的标准不同，诉讼上的因果关系证明是对照经验法则来综合考察所有证据，确认特定事实引起特定结果的关系，从而证明一种高度概率性。
只要我们从这个角度来重新认识法律的确定性、客观性、公正性，就有可能找出解决问题的线索。尤其是强调把各种社会调查、实验以及经验分析方法运用到对规范现象的研究方面，以便准确地预测和把握判决以及法律推理。
要在坩埚里把抽象的法律与具体的事实熔融一体，必须让直觉与感情在不断鼓动的良心之中热烈燃烧。这片丰饶的思想矿藏最近在欧美法学界引起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29]。
